王仓的父亲王巨臣是汾酒厂的大师级酿酒工人，王仓承袭了父辈的衣钵，十八岁开始从事酿酒工作，在酿酒生产一线上摸爬滚打了近五十个春秋。他酿酒，他品酒，他爱酒，他更懂酒。当时，他才只是汾酒厂的一个酿酒小组长，但是带领着酿酒小组成员，以“脚板子底下流好酒”为奋斗宗旨，全身心投入生产班组，润料、冷散、发酵、蒸馏，刻苦钻研、严格把关每一道工序，摸索出了“三高、四准、两过硬”工作法和“前缓、中挺、后缓落”保温法，凭着这两个酿酒法宝，他所带的这个酿酒小组，在汾酒厂连续十二年保持质量第一。

1985年东分厂组建时，他挑起了副厂长的重担。为了工作方便，卷起铺盖卷就搬进了办公室居住。这一住就是九年！九年间，他奉行“生产要上去，干部要下去”的工作理念，全方位跟班作业，白天不休息、夜间少睡觉，蹲点在班上，吃喝在车间，测地温、看温室、量入温、查发酵，亲力亲为，进行技术加强和工艺改进。他坚持“生产以质量为命，发展以人才为本，管理以三基为重”，为公司改扩建培养输送技术与管理干部九十余人，发明了“漏管注冷冻水控温发酵”，创新动态管理法，做到了“同样的投料多流酒，同样的设备低消耗，同样的工时效益高。” 

1992年，汾三车间从西分厂调整到东分厂，这个车间生产一直不稳定，王仓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亲自带领十七名管理人员，连续三个月日夜跟班现场指导，经常是下了头班，还要与酒工和技术人员探讨研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累到极点的时候，坐在椅子上就能睡着。

1996年，王仓退休。厂里返聘他当生产顾问。汾阳人有句话说，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问，顾不上就不闻不问。王仓却不是这样。他把“顾问”当“骨干”来做，依然活跃在汾酒生产一线。那年热季来得迟，地温却高，酒醅升温快。为了稳定生产，王仓老当益壮，与科室人员深入生产班组，针对薄弱环节，严格把关，随机指导。改变“曲大量大，冷热不怕”和“高温大水分”的错误操作理念，制定“先防、早控、流酒多”的生产措施，规范“四二合一和好糁，入料首先测三温，发酵保温是关键，升挺缓落要用心，裝甑操作分五步，撒料必须薄匀轻，掐头去尾花分明”的操作方法，顶着酿造现场蒸笼一般的热浪，一边示范、一边讲解。不利于汾酒酿造的做法，一丝一毫都不放过。他说：甑上有大文章，裝甑装不好，不但流不出好酒，而且很容易就把几十斤酒弄没了。当年五月，东分厂出酒合格率100%，出酒率、优质率、增产量均创淡季生产新高。

朱爱梅是浙江人。他爱人是汾阳人，六十年代部队转业到了汾酒厂，她也成为一名成装工。

成装车间分为早班和晚班。早班的上班时间是凌晨四点。

快四点的时候，洗瓶组那四个70厘米宽120厘米长的洗瓶池子里已经接好了水，加热器正加着热，水温不冷也不热。不用问，一定是早到的朱爱梅提前准备好的。从接满四个池子的水，到加好热大约需要30分钟。这时候的朱爱梅，正挑着两个水桶一样的大水壶去水房打水。水房的锅炉正呼呼地冒着热气，她把两个水壶都接满，弯腰挑在肩上，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回到车间。要知道，这两壶水足足有八十多斤重，但仅仅够车间里67个人喝半个班的时间。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人人需要补充水分。工作到一半时间，朱爱梅看见水壶空了，便又会去挑一次水。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女人生孩子坐月子，天经地义。朱爱梅生了孩子不坐月子。按规定，厂里给了她56天产假，而她顶多休息10天。十天后，她把孩子托付给别人照看，自己就跑来正常上班。这在汾酒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大家知道她是硬骨头，但，谁都知道生孩子后的女人身体是虚弱的，如果不调理不休息是会落下毛病的。于是就纷纷劝她回去，先是年长的大姐们劝，后是组长班长领导劝，接着就是大家一起劝。但谁的劝都不顶事，谁的话都不起作用。朱爱梅前后生过几个孩子，每次都是这样硬撑着不坐月子。不仅如此，生病感冒，她也是硬撑着不休息，几十年，她没有请过一次病假。

成装车间洗瓶组，男工负责拉瓶子，朱爱梅和其他人负责洗瓶子。一个麻袋能装108个瓶子。要把一个一个装满玻璃瓶子的麻袋从堆积成小山的麻袋堆上小心地抬下来，再小心地抬到平板车上，平板车装满了，再拉回到车间。有时候着急，尤其是一上班，怕误了洗瓶组的事，拉瓶组就得背上麻袋先送过去几袋。

每天一上班，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上班的朱爱梅，早早就把洗瓶池里的水准备好了，把大家要喝的水挑回来了。她已经忙的浑身发热了，脱掉外衣，只穿一个夹袄和夹背心，撸起袖子，等不及拉瓶组把瓶子拉回来，自己就跑到院子里，大冬天也是赤着两条胳膊，不是背起麻袋就走，就是拉上平车就走。

在她的带动下，成装车间的所有人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工作程序，争先恐后地工作，你争我抢地干活，人人爱厂如家，个个争当模范。不需要奖金，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奖励，只要在年终评审时，一张红色的奖状纸上，用粉笔写上一个大大的“甲”字，就心满意足了。

耿桂英先后担任汾酒厂成装车间的带班班长和车间主任。当年的成装车间有七道工序，每道工序她都熟悉，而且是全能高手。除做好自己分内的那份工作之外，她要操心全车间整体的工作。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她要及时去解决，哪个岗位有了空缺她要及时去顶替。车间里的67个职工，人人佩服她，个个敬重她。

那时候每道工序都靠两只手。洗瓶子靠手，冬天手上会裂开无数的血口子；装酒靠手，接酒时一定要眼疾手快；控制酒量也要靠手，捏管子时手上的功夫一定要硬。七道工序，七个工种，别人只要在一道工序上下功夫就行，而耿桂英要在七道工序上下功夫，要成为七个工种的高手。可以想象，她要付出多少精力和体力。正是因为她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计得失、吃苦耐劳，不停歇的劳作，不停歇的操劳，才有了“老黄牛”的称号。

耿桂英虽然是个“老黄牛”，但她特别注意观察工友的情绪变化和思想动态，也特别懂得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有时嘘寒问暖，有时慷慨解囊。

洗瓶组有个职工叫刘建平。由于特殊的原因12岁就参加了工作。孩子就是孩子，12岁的刘建平虽然进了车间，但特别贪玩。工作不忙时，大家也还原谅；工作忙了，一人一个岗位，他出去玩就会影响整体工作。于是，就有人向耿桂英反映。耿桂英一方面劝解反映情况的人宽容一些，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一方面，悄悄找刘建平做思想工作。过后，工作上还对他时时关心、处处帮助，让年少的刘建平倍感温暖。

一天，半夜下班的耿桂英正准备回家，看见下一个班的一个女工抱着孩子来上班。女工要上班，孩子没人带，留在家里又不放心，女工只好抱过来，想把他放在车间旁边的门房里。耿桂英问明情况后，不顾自己刚刚劳累了大半夜，就主动把孩子接过来，抱回了自己的家。

还有一次，班上的一个女工生了病。由于女工家在外地，身边没有亲人。耿桂英就把自己年幼的孩子交给邻居照顾。自己则一边上班，一边照护女工。上班时一丝不苟统领车间，下班后跑到女工家里，给她烧水做饭。天天如此，直到她痊愈恢复健康。  

有一个单身男职工，一个月的粮，半个月就吃完，后半个月的粮食没有着落，经常饿肚子。有一天，这个男职工来上班，走路没劲，干活没精神。细心的耿桂英看在眼里，走过去询问，才知道他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耿桂英一听很着急，连忙跑回家中，把留给爱人吃的摊片子拿过来给了他。

刘建平说：“她真的像一个母亲一样，处处关心我、照顾我。虽然她没有多少文化，但她说出的话句句在理，有分量，让人服气。”

杨生跃从1962年调入汾酒厂到1988年病逝，26年潜心钻研，大胆革新，先后试制成功了符合汾酒工艺要求的踩曲机、扬𥻗机、鼓风机、排盖起动机、洗瓶机等生产设备，填补了多项企业实验项目的空白，为汾酒厂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生跃的革新，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革新。他常常从一线工人手中拿过生产工具感受劳动强度，体验工作艰辛，从亲身实践中琢磨设备改良办法、寻找革新的钥匙。

1960年研制踩曲机时，他在一盏煤油灯下，对照技术资料，思考革新路径，先是从榴弹炮中受到启发，随后又在活塞原理中找到答案。资料翻了一本又一本，方案想了一个又一个，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经过不懈的探索实践，研制成功了符合汾酒生产工艺技术要求的踩曲机。在全国各大名酒厂率先实现了从人工、锤头到链条传动的历史性跨越。

70年代初，厂党委为彻底改变笨重的体力劳动，提出逐步实现汾酒生产机械化的号召。那时，全厂学大庆，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经验。“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杨生跃作为技术革新的骨干力量，在做好维修本职工作的同时，全身心投身于全厂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活动中，制作成功了降低曲温的冷散机、辅料搅拌机、粉碎机、单梁行车、鼓风机、排盖起动机、装酒压盖机等。

技术革新也是一个边创新、边优化的过程。曲块冷散，从人工扬片、疙瘩机、竹帘下安装鼓风机到冷散机；蒸辅料从人工装料、柏木甑桶加两扇插板到不锈钢甑桶加镶板；成装车间洗瓶从全程手工操作，到杨生跃完成洗瓶机、四头龙门封口机两项革新任务。为确保革新进度和质量，他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带头设计、亲自画图，又施工又安装，常常是昼夜连续工作。

维修工作是杨生跃的本职工作。白天要完成既定的维修任务，维修生产中随时损毁的工具，革新试验只能在挑灯夜战。忙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后，他常常卷一卷图纸回家，在孩子们睡着后铺开图纸、打开书本，经常是一块窝窝头，几片老咸菜，伴他从夜色朦胧到曙光初照。终于，他靠过硬的技术和革新成果，赢得了国内同行的青睐。

杨生跃走了，留给子女的教诲是：“工作要耐心、细心，要吃苦耐劳、甘于奉献，不要问厂里为你提供了什么，而要问自己为厂里、为国家贡献了什么。”

李同祥是汾酒厂的第一代锅炉工、管道工。他常年身穿工作服，随身携带维修工具，随时处于临战状态。1974年寒冬的一天，凌晨5点左右，酒班正在蒸馏酒时，地沟阀门口突然冒气，冲起3米多高，这可急坏了酒班的同志们，料装进去了，却没有气了，赶快报告抢修。躺在被窝里的李师傅，闻讯后立即穿衣，召集管道组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情急之下，李师傅没有来得及穿雨靴，就爬进了热气腾腾，有半米多深水的地沟中，冒着被蒸汽烫伤的危险，在伸不直腰的地沟内和年轻徒弟一起，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直到完全修好，恢复正常供气。

李师傅把全厂地下管网的走向、重要节点都牢记在心，脑海中有一副贯通整个厂区，覆盖各个角落的上下水管线图，哪个地方有梗阻，哪个地方出现跑冒滴漏，他都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精准位置，人称活地图。凡是经过李师傅修理的管道，绝不允许有跑冒滴漏，每次干完活，他都要进行严格试验和检查。平时带领大家修管道时，李师傅都是先用竹竿捅等办法把出故障的管道内清洗干净后再焊接，保证修好后供水清澈无污染，从来没有出现过修理后供水有泥沙和变颜色的问题。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汾酒厂搞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新建成装车间和酒库。为了抢时间、争速度、节省开支，工程的所有管道都由管道组自己安装。那时李师傅已年过半百，但他依旧和年轻小伙子一样，经常是躺在地沟里卯足劲一干就是三、四个小时，渴了喝口凉开水，饿了啃几口干粮，又马上投入工作。他说：“咱管道工，不仅要有“铁一样的精神”，还要练就“铁一样的胃口”。就这样不到半年时间，在做好日常维修工作，保证全厂正常生产的同时，加班加点、苦干巧干，改造安装了各种规格的内外上下水管道近两千米，安装散热器100多组以及输酒管道和消防设施等。自己动手，不请外人，为厂里节省开支六十多万元，从此酒库和成装车间由平车拉酒变为管道输送。

李师傅处处留心，经常思考着小改小革，改进工艺，节省工时。他大胆利用气筒原理，革新改造了真空吸缸机。他还提了一条合理化建议，将不锈钢法兰改为铁法兰，为厂内节省资金30多万元；1976年新成装车间的输酒管道安装使用后，由于阀门的门壁是低碳钢铸造，经过酒的长时间侵蚀，送出来的酒就会变色。李师傅与同伴们商量后，决定自己革新改造。李师傅提出用不锈钢管套进阀门内，然后开扣。经过多次试验后，取得了成功，很快投入使用，还节省费用3万余元。

郭万亮“车、刨、钻、锻、焊、电”样样精通，所以人称“多面手”。

他看到酒班工人苦太重，决心想办法减轻劳动强度。特别是酒醅出缸运出时，缸间的距离窄，工人们既要看路，怕踩空掉进缸里，又得操心肩上二、三百斤重的担子。为此，他常常半夜就爬起来，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设计了一个两轮小推车，并不厌其烦地修改，直到工人们用起来得心应手。

郭万亮身上总是随时带着个小记录本，上面记录着检查设备的各种故障易发点，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数据。为了取得设备的准确数据和结构尺寸，他都要到生产现场去测量。1969年6月1日，由他负责的鼓风机安装基本上就要完工了，才发现风机的出口和风管处出现了20度的偏差，郭万亮当下就决定返工，当时已经夜里11点多了，有的工人说偏差一点没有关系，风一样可以送。但他说：“这种偏差会使风力损失百分之三十，影响冷敷效果。”硬是坚持干到凌晨6点修好才收工。

汾酒厂地处农村，经常停电。1976年厂领导决定购买一台1200马力柴油发电机。郭万亮被选送去宁波学习发电和维修技术。三个月后，他带着学到的技术和那台1200马力近4吨重的发电机回来了。

那台近乎一间房子大的机器是包了专用车厢，走了七天才运回来的，七天时间郭万亮没离开机器一步，睡是睡在机器旁边地板上，吃是吃着随身带的干粮。这样一路辛苦回来，到厂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卸设备。那时厂里没有吊车，于是就近找了车间成品库的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再在台上铺上三块钢板，用千斤顶顶起机器，挂上倒链，顺着钢板一点一点挪动下来，又用了七天时间，三块钢板倒换着才移动到机房。

发电设备移进机房后，全厂上至领导、下至职工都盼望着早日发电运转，解决“停电”这个心头大患。郭万亮深深懂得领导和职工的心愿。因此从设备一进机房，他24小时吃住在机房，别人轮换休息他不休息，离开他工作就没法干，这一干就是七天七夜。但人毕竟是血肉之躯，谁也不是铁打的，实在累得站不住了，便坐在凳子上或躺在地上迷糊一会儿，有时为了防止瞌睡，一大缸浓茶灌进肚子里。有一次他站得好好的突然就往倒跌，身边的弓荣杰一把拽住才没有倒，弓师傅以为郭万亮病了，要带他去医院，结果他是站得睡着啦！

七天后，发电机终于安装完毕，试机发电，一炮打响，消息很快在全厂传遍，全厂上下无不欢欣鼓舞。最让郭万亮自豪的是，厂里要求停电后10分钟必须发电，而他拍着胸脯说：“给我五分钟就可以。”领导感慨道：“五分钟发电，了不起！”

1949年2月，周明亮背着简单的背包，带着介绍信，风尘仆仆从部队转业到汾酒厂。他两脚还未站稳，也顾不上喝一口水，开口便说：“快，分配我工作吧！”

领导们想让周明亮这个受过革命考验的共产党员担任保管，只是不知道这位从战火纷飞中走来的革命功臣，愿不愿意干这个工作？

周明亮像士兵接受作战命令一样，干脆利索一个字：“干！”

没想到的是，周明亮这 “干”字出口，一干就是满打满算二十九年。二十九年，除了结婚休息一天，因阑尾炎手术住医院十四天，看望离别四十年的姐姐请假五天外，年均休息一天都不够。

1950年秋，周明亮结婚了。但是他婚前没有请过一天假，婚后的第二天便早早地来到厂里上班。领导和同事们劝他多休息几天，他却笑呵呵地说：“离开工作，我不放心。”

周明亮走起路来“一阵风”，干起活来“力无穷”，勤俭起来是“老抠儿”。生产竹叶青酒的原料品种很多，杏仁、白糖、冰糖、鸡蛋等可都是让人馋嘴的好东西呀！周明亮的儿子放学后跑到厂里来看爸爸，正赶上拉来了冰糖。儿子趁他不注意，捡了一小粒要吃。却被他发现了，抬手一巴掌打在儿子的脑袋上：“公家的东西，你也敢吃！”一巴掌打得孩子两眼生泪。

粮食入库，难免洒落一些，周明亮每天收完粮食，都要清扫场地，把洒落的粮食集中起来，捡掉碎石杂物，再过筛，然后颗粒归仓；粮食和原料运来的时候都是麻袋装着，用长短不一的口绳扎着口子。周明亮连这不起眼的口绳也舍不得丢掉，都要捡回来，捋顺了，保管起来。有一年，公司防洪抗洪，大家把泥石沙土装进麻袋筑坝抗洪，紧要关头才发现没有准备口绳。这时周明亮扛着一麻袋口绳来了，说用多少有多少。大家跑到库房一看，好家伙，长短不一的口绳足有两吨。

栀子是酿造竹叶青酒的药材之一。有一年三月，从江西运回34麻袋栀子，周明亮发现有一部分颜色变浅变黑了。不行，这样有问题的原料不能发出去！但当时药材奇缺，如果报废就会导致停产。怎么办？“拣！”周明亮给自己下了作战命令。然而，把“拣”这个简单的汉字变成行动可就不简单了。这需要把所有栀子的硬壳全剥掉，一颗一颗检查内核质量。每麻袋少说也有六万颗栀子，34麻袋就是两百万颗。这么大的工作量，要在工作间隙来完成，别人恐怕想都不敢想。但是周明亮说干就干，一声不吭投入战斗，大家也主动加入了挑拣栀子的队伍。他们白天抽空剥、晚上专门剥。栀子硬壳划破了指头、指甲也裂开了缝，红管家不啃声，大家也不言语。近一个月时间这批栀子才被分拣完成。

孟宪文1970年调到汾酒厂，成为一名成装车间的职工，分到洗瓶组拉瓶子。1980年退休，在汾酒厂仅仅工作了十年。

孟师傅住在集体宿舍里，吃饭是在集体的灶上。

成装车间每天应该8点上班，可孟师傅7点就去上班拖个大拖布打扫卫生。先是车间外、卫生区。车间的门开了，外面的卫生也打扫好了。孟师傅就开始打扫车间。一天一天，天天如此。每天每天，上班路过的人每天都能看见一个用大扫帚打扫卫生的人。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厂里安排的卫生员，只有熟悉的人才知道他是成装车间的正式职工。

礼拜六下班后要回家，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那时候的路不好走，全是坑坑洼洼的石子路。从杏花村回清徐120里的路程，要走3、4个小时。回到家就是深夜。他的孩子们都早早睡着了，只有他老伴静静地等着。第二天一大早，孟师傅便到地里干一整天农活，直到天黑后什么也看不见了才回家。为了不耽误第二天上班，半夜两点就起来骑上自行车赶回厂里上早班。

成装车间一条线分五个小组卫生，卫生区是轮流值班的，轮到哪个组那个组打扫。自从孟师傅来了，他一个人便无偿承包了所有卫生区。这一承包就是十年。

孟师傅的闲不住不仅仅体现在打扫卫生上，也体现在工作中。他一方面认认真真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看见那里有活就到那里去帮忙，如装酒组的破瓶，检验组的潮瓶等不管这些事是分内的还是分外的。那些倒出瓶子的空麻袋，凌乱地堆放在地上，只要孟师傅能腾出手，便会走过去，一个一个叠好，整齐地码成一摞；有麻袋破了，他会把它单独留下来，利用休息时间找出针线，一针针缝好。那时的麻袋还要回收再次利用，因为工作的原因，早晨打扫好的车间会被随时弄脏，他只要得空，就会随手再打扫。

这样的事情是平常琐碎的，简单的。但孟师傅从进汾酒厂到退休，十年如一日，同样的事情坚持十年就是不简单。

曾经有一位作家到汾酒厂编写孟师傅的故事，对孟师傅的老同事进行采访，很想探究他“闲不住”的品格是如何形成的？有位老职工介绍说：孟师傅从小是跟着买卖人当学徒。

听了这话，她似乎恍然大悟地说：这就对了！闲不住的习惯是孟师傅从小养成的！她说：当初的晋商之所以驰骋欧亚，汇通天下，首先是晋商精神在起作用。汾酒是晋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精神本来就和汾酒精神一脉相通！

杜克让是汾酒生产机械化的拓荒者，他和小组成员先后圆满完成了8吨大型自动化锅炉、大曲成型机、汾酒冷散搅拌机、行车、活甑桶、输酒管道、起包机、扬楂机、自动洗瓶机、自动装酒压盖机、自动封口机等十几项重大技术革新项目。

为了全面了解生产情况，掌握关键环节、关键技术难题，他主动要求来到了汾酒生产第一线，一边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一边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然后决定先从红梁、曲料粉碎开始搞革新。他和机修组、粉碎组的同志们整整奋战了两年，设计、试验几百次，终于把原来的十台大石磨，变成了自动化的粉碎机、提升机、吸尘设备。

杜克让说：劳动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人们发现在他蹲过的地方，经常是划满了公式和计算数字，在他睡觉的房子里，墙壁上、用过的图纸上也是写着、划着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公式。他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在思索，别人叫他几声都听不到回应。难怪同志们都叫他“革新迷”。

1963年，杜克让被调到生产技术科担任副科长，分管全厂设备和技术革新工作。他不喜欢坐镇指挥，却总是冲锋在前，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脏活儿累活儿抢着干，致使腰间盘突出，疼得直不起腰来；实在动不了了，才休息两天，一眼不瞅就又投入到工作中来。一次，他和同事们抬一根粗大的木梁走在厂区，木梁很重，木梁那一头的同事支撑不住，木梁就从肩上掉了下来。木梁另一头的杜克让猝不及防被木梁砸断了两根肋骨，还挫伤了胸部和腰部，剧烈的疼痛让他倒在地上难以起身，大家手忙脚乱把他送进了医院。领导们去医院看望、慰问杜克让。杜克让却在病房里和领导们谈起了技术革新、说起了图纸设计。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少年来，在他的脑海里，从动力车间到机修部门，从制曲、酿酒到贮酒、成装都有全面系统的规划，他组织了以一线工人为主体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小组，围绕汾酒生产机械化，每年都有一两项重大革新和改造项目成功应用在生产上。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主持下的“双革小组”依然成果累累。

1986年，汾酒厂接收了“国防十四号信箱兵工厂”，决定把这个机械化性质的兵工厂改造成酿酒企业。杜克让受命担任总指挥，全面负责，限期改造，机械、酿酒设计一起抓。责任在肩，他拖着病痛的身躯，天天吃药，天天加班，设计安装、测量计算、现场检查、督查指导，硬是带着改建指挥部的全体成员，经过两年的奋战，让当初的兵工厂流出了带着汾酒根脉的琼浆玉液，这就是我们都知道的“汾青酒厂”。

史名鉴是盂县人，在汾酒厂工作一年只能回一次家，那就是春节的5天假期。来回路上要耗费掉两天：离厂回家一天，离家回厂一天，一年在家只有3天。 

史名鉴的座右铭是三句话：“第一，听领导的话！第二,不调皮捣蛋！第三，领导问累不累，说不累！”

他是成装车间包装组的组长。年龄最大，干的活最多。那些重活累活并不是指定给他的，但重活累活，他抢着做。成装车间有七道工序七个组。包装组是最后一道工序。由于前面几个组的工作流程下来轮到包装组需要一些时间，大家四点上班，包装组4点半来也是可以的。但是史师傅早早就来了。把该准备的准备好，该打扫的打扫好，提前进入工作状态，静静等待工作流程的到来。

史师傅工作认真，性格耿直，他看见不对的会直接说出来。一个包装箱子装48瓶酒，大约100多斤重，史师傅一个人搬，一点不含糊。钉箱子、装箱子、拉箱子，每一个环节都很认真，哪样活儿重他干那样。他还粗中有细，看见有散架的箱子，他会抽空钉好；看见地上有钉子，他会一个一个捡起来，好的放回钉子盒子里，歪的他会想办法敲直；酒瓶装箱子，是一层瓶子一层麦秸。一车麦秸拉回来，很脏。装箱过程中，到处是土，到处是灰尘，地上会撒下好多的麦秸，只要得空，他随时整理，随时打扫卫生。

之所以名叫“管得宽”，不仅仅表现在钉箱子、捡钉子，还表现在其他地方。

那时的搬运工是从外面雇过来的临时工，他们没有受过厂里的教育，不知道厂里的规矩。他们进了车间，看见酒就想喝一口，只要让史师傅看见，就会毫不客气地制止。于是，史师傅还有了另外一份额外的工作，就是监督他们。只要看见搬运工来了，两只眼睛就警惕起来。时间久了，那些想喝酒的搬运工便对他记恨在心，悄悄给他起了外号“管的宽”，悄悄骂他“老不死”。

有史师傅在，不光搬运工尝不上酒，那些参观的领导也别想尝。一般来说，前来参观的领导都是有素质、有规矩的，不会有人动尝酒的心思。有一次，来了一个领导，参观后出于好奇想尝一口新酿汾酒，让史师傅看见了，连忙制止，让这位领导很是难堪和尴尬。不仅如此，史师傅还向厂领导汇报了这件事。由此可见， “管的宽”这个外号，一点儿也不夸张。

史师傅知道搬运工骂他恨他，也知道领导不应该得罪。但他就认准一个理儿：厂里的规定高于一切，只要是违反厂里规定的事，他就要管！厂里的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是有利于厂里利益的事，他就要做；只要是有损于厂里利益的事，他就要制止！

在汾酒厂，李师傅有一个官方的称谓是“过得硬”，有一个民间的的说法叫“婆婆嘴”。“过得硬”是说他执行酿酒工艺、执行技术标准过得硬，示范表率作用过得硬。“婆婆嘴”是说他脾气好，像慈母一样爱护工人。

李师傅刚到酒班当学徒时，就安排他学装甑。给师傅打下手时，他忙前忙后，偷偷学，用心记下师傅的每个动作。下班后，迫不及待拿出本子，把看到学到的手法、过程、心得全部记录下来。李师傅文化不高，许多字不会写，就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符号标注，一天天的累积，一次次的反复摸索。为了及早掌握操作技术，李师傅每天都提前到岗，一簸箕一簸箕地练习装甑。下班后，工友们离开了，他留守在车间，再手捧簸箕一簸箕一簸萁地模拟着练习。他家里人说，那会儿他吃完饭，饭碗一推，就拿起簸箕练。日复一日，李师傅逐渐熟练掌握了轻撒薄装的技术。同班工友风趣地说;甑桶里的“汽”就像是他的“小尾巴”一样，他将酒醅撒到哪里，“汽”就跟到哪里。

1970年，李师傅担任汾酒二车间三组组长，对酿酒越发“痴迷”。当上班组长后，就开始琢磨看酒糟配辅料的技能。润糁配料是汾酒质量的关键。每班他都要亲自掌握，每天配料入缸时，都要根据地温、气温来预先确定好入温时间，做到心中有数，从不盲目操作。工余时间，每天对在制品升温发酵的情况做一番认真检查，准确掌握第一手原始生产数据。带班时间不长，李师傅就对在制品材料了如指掌。他用眼睛看一看就能报出准确的酸、水、酒精等理化参数来。

李师傅从不当“甩手”组长，处处以身作则，坚持带头操作每一道工序，按照工艺标准一丝不苟地做好。在他心中，什么事情都比不上班组的事情。担任班组长后，李师傅给自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自己做不到，要求别人做到就挺不起腰杆儿。带班多年，他坚持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随时检查酒醅的升温发酵情况，不论哪天入缸的酒醅，他通过手捏、嘴尝、鼻闻，就知道会流多少酒，上下不差5公斤。他的这种“绝活”在当时令许多同行叹服呀。

退休后，徒弟们到家里看望时，李师傅说：“我喜欢酿酒，在酒班出一身汗，品一品亲手酿的酒，回到家洗一洗，躺在炕上就能美美睡一觉，什么也不用想，很好。”李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默默坚守在酒班第一线，一干30年从来没有脱产过。

郝承万是竹叶青酒配制人，从酿酒车间的小工到独立配制、研发、改进竹叶青酒，郝承万用了30多年的时间。从挑选配酒每一味药材的产地、时间，到药材浸泡的时间，再到配酒时药液、酒液、糖液的比例，郝承万都严把每一关，从没有出现过问题。

刚开始学习配制酒工艺时，郝师傅面对12味种叫不来药名的中药材，面对工序复杂要求精细的配方，感觉无从下手。于是郝师傅开始在工余时间走访老中医。在与老中医的座谈和求教中，他跨过了横在脚下的一道道沟坎，学会了中草药的采集、甄选、识别、配伍、勾调、配制等技法，同时，掌握了很多“察言观色”的大道理和小窍门。郝师傅把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做珍宝，当做百读不厌的课本。他把别人用于玩乐的时间，全部用于辨认各种中药材，背诵各种配方，品尝酒体勾兑后的不同味道，一遍又一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坚持数年。

郝师傅从进入竹叶青酒配制小组的那一天起，他就对竹叶青酒配制的每一个环节，细致观察，反复比对、严格甄别，那讲究、那认真、那专注、那如醉如痴，仿佛进入了无我忘我的境界。郝师傅说：“配制竹叶青酒，不仅要适应空气中弥漫的酒气，还必须熟悉每一个草本的习性。要严把三个关口。药材的采集和和选择第一位的，每一种药材的产地、采摘时间，都影响到药性；药材的配伍比例要恰到好处，不能出任何差错，哪怕一丁点儿的差错，酒的品质就会受到影响，酒的口感、酒的色泽就会出现问题；基酒的选择非常重要，必须是优质汾酒，离开了汾酒作基酒和杏花村当地的生态环境，就不可能配制出正宗的竹叶青酒。”

1975年，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指导下，郝师傅应用“优选法”对浸泡工艺等进行了反复试验和优选，使竹叶青酒的优质率由百分之三十二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二，实现了竹叶青古老传统技艺与现代科学精密计法的完美结合。

除了药液的精心配制，郝师傅对基酒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原浆汾酒。每一次配制他都要用酒精比重测量酒度，对不同批次汾酒的口感做出自己的评价。为了保证竹叶青酒的颜色，郝师傅严格要求熬糖工艺做到不温不火，老不行嫩不行，老了有糊味，嫩了颜色淡，必须是米黄色。酒液、糖液、药液的质量保证了，再按比例倒入缸中勾兑，过去一缸勾兑搅拌100下，郝师傅改进为“左80右80”两手搅拌160下，保证竹叶青酒品质的均匀。熬糖使用蛋清原规定每锅5至7颗，在反复比对后，郝师傅改进为每锅4到5颗。这些改进的有力支撑是他一遍又一遍不辞劳苦的试验，是他孜孜不倦的求证。

邓同旺师承汾酒一代制曲大师张肇伟。既继承了师傅的“和尚精神”，也掌握了师傅的精湛技艺，在制曲岗位奋斗了整整40年。

40年，他不知道做过多少房曲。细节决定大曲的好坏，他深怕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毁了一房好曲。每房曲从卧曲前曲房地面卫生的打扫到翻曲、看曲，察看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情况，每一个环节他都亲自参与、确认。为了能随时观察和掌控曲的温度变化，以便随时发现问题随时处理，他自掏腰包购置锅碗瓢盆搭起了简易炉灶，吃在曲房、住在曲房，一个月三十天，他至少二十八天是在曲房度过的。

汾酒厂一直引以为豪的翻曲三调整：卧曲、翻霉子、拉苇杆，是从邓同旺开始的。上下垂直、间距均匀、表面平整、横向成线、纵向成行，是邓同旺制定的翻曲要求；手似一杆秤、眼似一股绳、拿曲知轻重、翻曲如城墙，是邓同旺对曲工的要求，更是他多年练就的看家本领、超常绝技。这绝技是怎么炼成的？邓同旺一进曲房，就像战士上了战场，一房曲要检查十几个地方，在曲房里从白天耗到夜晚，从夜晚耗到凌晨，那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的事情。落实在实际中，那就是一间间曲房里、一排排肩膀高的“曲阵”，像气势雄浑的阅兵方阵，这里是“一”字形方阵，那边是“人”字形方阵，换个曲房，“品”字形方阵，都让人让人叹为观止。邓同旺的制曲秘笈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曲种，按照不同的距离排列出来的这些阵型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邓同旺用几十年“和尚精神”练就的翻曲功夫，这翻曲的功力发挥出来，那就是“霉满皮薄、曲香茬正、理化达标”的汾酒大曲。

邓同旺的徒弟霍永健说，曲房里温度高，还有“曲牛牛”乱飞，自己在曲房里待上半个小时就像洗桑拿似的，出气都很困难。师傅在曲房却胜似闲庭信步，一会儿打开门窗，揭去保温席子，排湿降温，并把曲坯翻动一次；一会儿又拿捏着温度变化，掐算着曲坯之间的距离，去关窗、盖席子。他拿起一块曲掂一掂就知道轻重，就能确定该往哪个位置摆放；他用手测曲块的温度，一测一个准，你不得不服。师傅说过，宁肯人受制，也不能让曲受制。制曲人要有和尚精神，懂得静守和体悟。要守得住、熬得住、挺得住。

一次，他发现卧曲后有一房曲料不均匀。他断定这是攉面工敷衍了事造成的。于是他撸起袖子，挽起裤腿，亲自上阵，带领徒弟们去曲料房重新攉面。有人嘟囔了一句：“这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邓同旺听到了，说：“我们都是汾酒人，汾酒一家人，分什么别人自家？”